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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稍稍喜欢中国文学的人,总是免不了多多少少点唐诗情结。也难怪,谁让那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呢?文化也好,经济也罢,即便是在我国历来都不怎么拿得出手的军事领域(尤其是对外战争,几千年来亮点确实不多),唐朝留下的印迹也是足够让连我在内的无数热血男儿激情澎湃的。列宁同志教导我们:“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见如果不牢记自己的文化(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那委实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过。
唐朝国力强盛,物阜民安;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文化的繁荣是水到渠成的事。任何一本史书上都会说,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更是我国诗歌的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扳起指头随便数一数:“初唐四杰”是唐朝建国后的第一批文学代表人物;到了盛唐时期,李白和杜甫如日月丽天,让整个盛唐诗坛璀璨夺目,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照人的一幕。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而衰,白居易、元稹、李贺、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等人却相继脱颖而出。政治上日益暮气沉沉的唐帝国,在文化上反倒迎来了又一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到了晚唐,由于长期的文化惯性,贾岛、杜牧、姚合等人的鱼贯出场,给腐朽不堪,暗无天日的唐帝国献上了最后一抹瑰丽的亮色。或许是个人喜好不同,唐朝的诗人们名声虽盛,但未必都是人见人爱的。在我眼里就是这样——盛唐之音虽然豪情,却免不了夹杂谄媚奉承之词及太多“时代主旋律”,缺乏独立人格;晚唐诗歌尽管精致,可毕竟大厦将倾,危巢累卵,读来常有寒气森森之感。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以李益、元稹、白居易和刘禹锡为垂范的中唐之音。在那个时代,太平盛世纵然已城昨日黄花,但夹在繁盛和衰落两个时期之间的社会往往更能激发文人的创作激情和反思意识。在这几位诗人当中,且不论水平高低和品行贵贱,我认为经历最具传奇色彩,其文字和功名也最具争议的,恐怕没谁能够比元稹更有资格。
争执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书呆子元稹不但给当场轰出了驿站,脸上还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马鞭。对读书人来说,蒙受这样的耻辱简直无异于杀父夺妻!可惜专门给别人讨说法的元稹这回没能给自己讨回公道。唐宪宗非但不处置行凶的仇士良和刘士元,还当朝“反戈一击”,把元稹给贬到湖北去当江陵军分区参谋(江陵府士曹参军)。从副部级直接降成了正股级,这样的结局换了谁都肯定受不了。尽管白居易写材料帮他到处申诉,但官小说话不顶用,元稹纵然一万个不乐意也只能勉强打起行装去“光荣入伍”。不愧是才子,他很快就找到了又拿手,又能及时排遣内心苦闷的好法子——写诗!今天的人是边走边唱,元稹同志是且行且写。从长安到江陵,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居然一口气写了17首诗统统送给白居易。其中有一首比较朗朗上口,名叫《分水岭》,是这么写的:
崔嵬分水岭,高下与云平。上有分流水,东西随势倾。
朝同一源出,暮隔千里情。风雨各自异,波澜相背惊。
势高竞奔注,势曲已回萦。偶值当途石,蹙缩又纵横。
有时遭孔穴,变作呜咽声。褊浅无所用,奔波奚所营?
团团井中水,不复东西征。上应美人意,中涵孤月明。
旋风四面起,井深波不生。坚冰一时合,井深冻不成。
终年汲引绝,不耗复不盈。五月金石铄,既寒亦既清。
易时不易性,改邑不改名。定如拱北极,莹若烧玉英。
君门客如水,日夜随势行。君看守心者,井水为君盟。
查阅一下字典,“分水岭”是一个地理名词,指的是相邻水系之间的山岭或河间高地。降落在分水岭两侧的降水沿着两侧斜坡注入不同的水系或河流,故常常用来比喻不同事物的主要分界。但在1000多年前的元稹笔下,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不难看出,这首诗是运用了比兴的手法来描述溪水和井水的相异之处。根据这些特征,分别揭示了在仕途中奔走经营者和坚贞自守者两类人的性格特征;并且以后者自居,表明自己对这次“文化苦旅”的态度。在元稹的诗作中,这绝不是文化造诣最精深的文字;但从他的人生之路来分析,这又肯定算得上是他早期思想的代表作。全诗不仅对溪水和井水的观察极其细致,刻画生动,喻指贴切;而且思想鲜明,语言激切,诗人的贞心直气跃然纸上。在元稹眼里,溪水的“势高竞奔注,势曲已回萦”就是仕途中左右逢源,跑关系走后门的同义词;“褊浅无所用,奔波奚所营”更是他对这种靠钻营取巧,出卖人格来博取功名利禄的行为最直接的评价。倒过来,比起溪水,井水的特性尤其让元稹赞叹:“易时不易性,改邑不改名。定如拱北极,莹若烧玉英”——对一个刚刚因得罪权宦而被贬谪远方,内心深处极度痛苦悲愤的文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品行更让人心驰神往呢?于是,他提醒挚友白居易“君门客如水,日夜随势行”,并结合自身的遭遇,自比“君看守心者,井水为君盟”。同样是自视清高,却又郁郁不得志的文人,这样的描述无疑是让白居易很受用的。于是,从元稹到江陵的新单位正式报到,到他结束“劳动改造”回长安复命的5年时间里,这对文友哥们一直互相书信不断。元稹是不停地诉说自己的苦难和悲伤,感叹“孤凤竟不至,坐伤时节阑”(《种竹》);白居易则是反复劝诫他不要自暴自弃,还以“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来夸奖元稹操守坚贞,不愿和庸官冗吏同流合污。对这段历史,《唐才子传》里是这么描述的:“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符合符契,唱和之多,无逾二公者。”在旁人看来,这样忠贞不二的友情实在难能可贵;而对千年之后的我们来说,这又怎能不是检验人格的绝佳试金石呢?
元和6年(公元81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元稹的老师兼保护伞——宰相裴垍去世了。对在江陵苦苦煎熬,等着有朝一日重新入朝为官的元稹来说,这是一个最致命的打击。失去了依靠,元稹不再“酣歌”、“负气”,而是惶惶不可终日了。他在《感梦》中痛陈:“前时予掾荆,公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怎么办?是继续在江陵从事参军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还是彻底“灵魂深处闹革命”,换个法子活下去?不能不承认,元稹虽然品行清高,但境界远远没到清教徒的地步。别人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要是在这瘴气横行的地方再呆上几年,不要说前途渺茫,恐怕老命都得搭上。于是从这时候起,他终于敢出了一件惊天的大事,那就是慢慢丢掉了理想主义者的架子,开始正视现实,和他的顶头上司——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严绶和监军使宦官崔潭峻结交。碰巧,这两人都很喜欢元稹的诗,对他的名气也颇为敬重,这让元稹的日子从此好过了不少。尽管元稹当初就是因为得罪宦官才来江陵“劳动改造”的,但在朝中势力同样不小的崔潭峻和仇士良并不是一伙。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以前元稹绝对和宦官势不两立形同水火,可现在的元稹不但和宦官交上了朋友,还靠人家让自己“一路小跑进小康”。元和9年(公元814年)严绶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奉命讨伐对抗朝廷的淮西吴元济,宦官崔潭峻随作监军,他们把元稹也带了去。元稹的《葬安氏志》写道:“适予与信友约浙行,不敢私废。”这所谓“信友”,当不是指“府主”严绶,而是指权力比节度使还大的宦官崔潭峻,可见他与宦官的交情已经颇为深厚。其后,元稹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弘简,一路平步青云,荣登大位,官至宰相。虽即刻又遭另一派官僚倾轧,外放同州刺史;但毕竟最终位列封疆大吏,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公元831年,一生浮沉不定,功名荣辱皆尝的元稹在武昌的任所去世,终年52岁。
反思元稹的人生道路,有一个现象颇为有趣,那就是他终于没能保持自己笔下的“守心者”本色,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官场机会主义者”。和他的朋友白居易、刘禹锡不同,元稹尽管除了升官比较快之外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他投靠权宦,出卖人格的行径还是普遍令文人不齿,也让他“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酬别致用》)的人生信条成了一纸空文。可见,他在去江陵的路上给自己画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分水岭”;但同样是在江陵,他又一脚踩过了这条本来并不打算翻越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两端,元稹展现给世人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精神风貌,两样灵魂人格。而促使他这样做的,不是自身的操守出了问题,而是严酷现实环境逼迫他不得不亲手去摧毁他内心那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所以,元稹得到的是一路升迁,留下的是一声叹息。而这声叹息所带来的文化、思想乃至道德惯性,早已注定要遗留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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